揭秘黑外教产业链:一中介向红黄蓝等30家幼儿园派遣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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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

发布时间:08-08 20:29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3名女性中介,伙同外籍介绍人,在明知外籍人士没有合法入境务工手续的情况下,仍非法组织多名外国人以短期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入境,并派遣到幼儿园非法从事外教工作。

《等深线》记者获得的判决书显示,涉案中介与北京约30家幼儿园有合作,先后派遣约80人次外教,分布于朝阳、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县。这些外教,短则工作几个月,长则达一年之久。

涉案幼儿园中不乏红黄蓝等知名连锁幼教机构,其中中介曾向红黄蓝旗下10余家幼儿园派遣过外教。

日前,该案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三被告被判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获刑1年6个月到2年不等刑期。

由于案件涉及幼儿园外教,宣判后得到舆论广泛关注。

“今天,我院对本案公开宣判,本考虑给公众和相关政府部门一个法律提示,但没想到居然引发了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于靖民在接受《等深线》记者采访时表示。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非法中介人员组织外国人“偷渡”来华的行为,不但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同时也给国家安全、教育、交通、治安等多个方面带来了隐患。

值得关注的是,有证据显示,通过涉案中介入境的外国人可能并非仅有80人次,甚至存在一定数量的外籍人员以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入境后,并未与该中介公司接洽,而去向不明,处于无法监控的状态。

于靖民表示,长期“运作”下来,中介和国外“中间人”接洽、引进外国人、劳务派遣做幼教、帮助外国人非法续签、成立幼儿园消化外教等一系列行为,已经形成了黑外教“一条龙”产业链,部分非法外教还会输送到自己的幼儿园中。

“外教供给端和需求端形成了一个市场上的价差,再加上一定程度上的监管空白、家长意识上的缺失,催生了不法机构动起了违法的歪脑筋。”于靖民提到,本案希望能得到出入境、公安、教育等部门的关注。

虚构的入境事由

2017年5月末,中介公司监事刘某娟和北京的一家幼儿园签订外教派遣合同,幼儿园需要两名外教。

就在半个月前,刘某娟的下属、负责外教招聘的刘某霞在北京机场接到了安德鲁和亚娜,他们是来自乌克兰的一对情侣,他们持有的是旅游签证。

来中国前,他们卖掉了乌克兰的房产,在中国旅游后花光了所有积蓄,又没有生活来源,最囧的时候甚至搭帐篷住在公园里。

安德鲁和亚娜是刘某霞在网上发布招聘广告后,通过微信和刘某霞对接上的。来北京前,刘某霞还通过微信对二人面试了英语,觉得“英文素质不错”。

机场接到后,安德鲁二人做了15分钟的试讲课,刘某霞又对二人做了简单培训。刘某霞还通过“自如”为二人租了房子。

5月下旬,刘某霞带着二人来到上述幼儿园总部接受面试,确定6月1日开始上班。

安德鲁二人的母语为俄语,按照中国规定,不能教授英语。

聘用安德鲁两人的是北京汉尔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其旗下有一个叫“朋恩日托”的婴幼儿托管服务品牌,有全日托和小时托,也有双语教学。

但截止到今年4月,朋恩日托在北京18家店全部关门,而此前,该公司曾获得共计3940万元的天使轮和A轮融资。

安德鲁、亚娜分别被安排到这家公司下属的两家幼儿园工作,安德鲁在国贸附近的旺座中心店,亚娜则在朝阳门附近的银河SOHO店。

安德鲁、亚娜与刘某娟所在的中介机构签订了合同,但安德鲁连一份合同的复印件都没有拿到。

安德鲁、亚娜的旅游签证时间太短,6月中旬就到期。在北京雍和宫附近的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了续签后,刘某霞又指点二人去俄罗斯的中国驻俄罗斯使领馆办理一个商贸签证。

刘某霞曾告诉安德鲁他们,可以去香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这些地方她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助安排办理签证”。

但考虑费用问题,最终两人决定在俄罗斯办。在安得鲁找到一名俄罗斯中介后,确定安德鲁和亚娜共17000元人民币的签证费用,其中,刘某霞所在的中介公司支付一半,8500元。

中介不会做亏本的生意。幼儿园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是1.6万元/月,中介公司最终给安德鲁的薪酬是9000元/月。

办理商贸签证期间,刘某霞多次联系该俄罗斯中介,询问可靠性,她要“确保能办出签证来,保证外国人回来”。

按照规定,商贸签证的办理需要中国的商贸公司发出邀请。

此时,远在黑龙江绥芬河从事商贸活动的张永利接了一单生意,其合作伙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萨沙”需要他给安德鲁和亚娜发一份来中国的邀请函,酬金是每人800卢布(约合87元人民币)。

二人已合作快一年,张给“萨沙”发出了二三百张邀请函。很快,张通过其名下的黑龙江利足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又发出了两张。

张永利名下有两家外贸公司。“我们公司发邀请函的这些人来没来中国,具体来中国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张永利供述。

但六七月份的时候,张就因为发邀请函被绥芬河警方罚款3万元。

而远在北京的刘某娟、刘某霞、赵某,也在虚构着外国人入境的事由。

“我们发的邀请函,都是办理商务签证使用的,外国人进来中国以后从事的都是幼儿园老师的工作,这个签证就是让外国人能够入境,只是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但是不会做和商贸有关的任何工作。”负责外教管理的赵某说。

按照规定,外国人在华工作必须持有工作签证,且教授英语原则上必须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

拿到新的商贸签证后,安德鲁和亚娜得以回到幼儿园继续工作。类似的运作,刘某娟等人已经轻车熟路。

但就在张永利被罚款后不久,2017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将安德鲁和亚娜查获。

顺藤摸瓜,北京蓝海云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蓝海云端”)监事、北京良勖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副经理刘某娟、北京蓝海云端员工刘某霞和赵某的违法行为“浮出水面”。

而另一家与多位非法务工外教对接的南希公司,与该两家公司在同一地点办公,一套人马。

获刑: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据刘某霞供述,北京蓝海云端和北京30家左右的幼儿园有合作关系,共派遣外教约80人次。

经刘某娟等三人运作进入中国非法务工的,除了乌克兰人,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俄罗斯、多米尼加、古巴等国的外籍人员。

“涉案非法外教在华工作时间长短不一,短的有几个月,长的有一年之久。”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审判长)、北京市三中院刑一庭于靖民告诉《等深线》记者。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审判长)、北京市三中院刑一庭四级高级法官于靖民。 北京三中院 供图

北京市朝阳区检方指控,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间,三被告伙同外籍人员ALEX(另案处理),组织有意来我国从事外教工作的塞尔维亚籍人员博格丹、

乌克兰籍人员安德鲁和亚娜等人,以虚构的入境事由骗取短期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境内,并将上述外教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派往北京市多家幼儿园非法务工。2017年10~11月,刘某娟等三人被刑拘、逮捕。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三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外教没有合法入境务工手续,仍非法组织多名外教以短期学习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并介绍外教非法从事劳务,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2019年3月27日,法院一审判处刘某娟有期徒刑2年,罚金1万元;判处刘某霞有期徒刑1年9个月,罚金5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5000元。

刘某娟、刘某霞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7月16日,北京市三中院对本案作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被告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严重扰乱了我国边境的管理秩序,使得边境管理机构无法监控这些来华人员在中国境内的真实情况。”于靖民向《等深线》记者表示。

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正常秩序,维系着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边)境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属于自然人犯罪,且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个人实施,因此,刑责最终落脚点也是三被告,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公司。

“一些单位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取各种方式,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行有组织的犯罪,在形式上、名义上是以单位的面貌出现,但实质上是个人直接进行策划、指挥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有组织犯罪的个人。”于靖民告诉记者,全国人大在立法的时候就规定本罪为自然人犯罪,因此,从组织性上讲,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第318条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存在7种情形之一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针对本案三被告所获刑期,于靖民向《等深线》记者解释说,刘某娟等人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多年下来已经不止10个人,按照《刑法》规定,刑期应在7年以上。但法院对3名被告判处的最高刑期为2年,是因为目前公安机关已查证的偷越国(边)境外国人数量不足10人。

“本着实事求是、证据审慎和人权保护的原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加剧被告人的法律责任是不公正的。所以,法院对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了认定。”于靖民说。

但他也表示,如果今后另有外国人被查证属偷越国(边)境的,相关责任人将再被起诉。

记者注意到,在上诉中,被告以“涉案外教的护照和签证是真实的”为由,辩称其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我之前觉得只要有签证,且签证是合法的,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刘某霞供述。

但法院认为,入境事由是我国政府是否批准其入境的重要依据,3名被告人的行为方式和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对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应当认定其构成犯罪。

“因为外国人的入境证件是真实的,尚未发现造假情况,所以法院对外国人并未追究法律责任,而是作出了行政处罚。”于靖民说,按照我国的规定,已对涉案外国人员驱逐出境。

据了解,涉案中介公司、北京蓝海云端背后还另有其人,实际的大老板是一名余姓台湾人,目前在逃,公安机关仍在侦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案与传统的偷越国(边)境罪案例相比,呈现了新的犯罪特点。以往偷越国(边)境,常规的犯罪行为是偷渡,往往发生在中缅边境、中越边境等。

“这个案子,三被告并没有提供给外国人偷渡的交通工具,而是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以及外国人介绍,通过看照片、看视频、网上审核资料等网络和法律手续途径,以合法的方式实现了偷越国(边)境,和传统意义上坐着船、集装箱这种物理违法不一样。”于靖民说。

虽然此案发生在北京,但他也表示,在北京,这样的犯罪案例并不多见,大多数中介机构、幼儿园和外国人是愿意遵守中国法律的。

不可控的风险

但这个非典型个案,却给很多方面带来了潜在风险,给政府部门的监管发出警报。

首当其冲就是边境安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通过涉案中介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还有不少处于失控状态。

被告人赵某供述的一个细节,令人细思恐极。赵某曾给外国人发过很多邀请函,但是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并没有来中介公司接洽。

“具体来中国干什么了,我就不知道了。”赵某供述,公司对发邀请函没有数量的限制。

“这样大量的外籍人员随意地进出中国边境,那么边境管理这个栅栏就拦不住了。这些人在华的行为也将变得不可控。”于靖民说,这种行为给教育系统带来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在国家安全、交通等其他方面造成影响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于靖民看来,这种风险一定要从入境的源头就掐住,而源头就是出入境管理。“外教对儿童语言的学习和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手续要合法。”

但记者发现,案件侦查和审理中,被告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被告上诉时辩护认为应该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而非刑事责任,说明三被告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有基本的认识,但被告对刑事违法性质认识得是否足够充分,并不妨碍法律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是我们在认定案子时一个基本的认识。”于靖民说。

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规避法律。

于靖民在审理中发现,三被告会通过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提示外国人,平时要小心,风声比较紧的时候,如何应对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检查等。

刘某霞就供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显示其知法犯法:安德鲁被警方抓获前曾找过她,她也知道幼儿园被公安机关检查发现了违法情况。于是她给了安德鲁一份缩短了合同时间的新合同,目的是“减轻处罚”。

此外,刘某霞在和幼儿园负责外教招聘的老师联系后,会叮嘱对方删掉微信记录和通话记录,因为“害怕警察查到公司给幼儿园介绍派遣过外教”。

采访中,《等深线》记者发现,除刑责外,涉案中介的行为还涉及其他违法违规事项。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聘用外籍人员,用人单位不能接受中介机构的派遣,并与中介签订劳务合同。

“只允许用人单位与外籍工作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不能派遣,派遣是违法的。”北京市外专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至于用人单位去哪里招聘,是用人单位的事,但招聘完之后需要在国家指定系统中提交外籍人员在华工作申请。

此案中,幼儿园方面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不过记者从北京市教育部门了解到,如果幼儿园非法聘用外教,教育部门可以要求其整改。

于靖民认为,幼儿园对外教是否存在监管缺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等予以认定。

实际上,我国对外籍人员从事教育行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2017年4月1日开始,我国收紧外国人来华工作政策,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其中,针对从事语言教学的门槛有所提高,根据规定,外国语言教学人员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具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而此前,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人员也是可以教授英语的。

但通观本案,上述要求,在三被告所派遣的外教中,基本都不符合。这似乎是北京众多幼儿园面对的“困境”所在。

外教非法产业链

《等深线》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非法务工外教不仅是中介公司向幼儿园派遣的劳务,更是中介公司的“摇钱树”。多年下来,经过三被告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条黑外教产业链。

链条初成

根据供述,中介与幼儿园合作有两个模式:一是刘某娟联系幼儿园,将需求提供给刘某霞和赵某,然后二人跟进需求,将手中的外国人资源匹配给幼儿园;二是刘某霞、赵某各自联系幼儿园,自行开展对接。

为了提高收益,公司还给刘、赵二人制定指标,每个人每个月需介绍成功3个外国人,少一个扣100元,而多一个就发500元奖金。

“我每年平均找12个左右的外教,至今有30多人。”刘某霞供述。

乌克兰人ALEX,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介绍人角色,他手中有大量外国人,且主要是学生。介绍给涉案中介公司后,ALEX在其中收取介绍费、提成费,之后再将报酬发放给外教。

外教并不直接和幼儿园签订合同,而是和中介机构签。外教的工资也由幼儿园转账给公司的指定账户,公司抽成后,再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外国人。而这个抽成比例,与幼儿园有关。

“有的幼儿园给付外教工资1.6万元/月左右,中介最后给外教1.2万元/月。每次抽成可能都不等,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幼儿园,抽成相对少一些,像红黄蓝这样的幼儿园,抽成就会多一些。相当于外教给中介公司打工。”于靖民告诉记者。

直接从境外来中国的外国人,中介还会承担租房的费用,工作表现好的,还会给外教购买出境的机票,发放3000元到6000元人民币不等的津贴,用于支付签证费。

“我们付这些外教签证费,是因为要留着他们继续为我们工作,我们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盈利。”刘某娟供述。

考虑到幼儿园不愿意招工作时间太短的外教,中介机构“希望签证越长越好”,而签订协议的时间越长,对中介来说,收入也就越稳定。

也因此,中介机构很大的一块业务,是帮助外国人入境,并对其能持续在中国境内非法务工支招,协助其办理签证。

通过刘某娟等人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一般持有的都是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

按照我国规定,持有这两个签证的外国人是不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必须持有工作签证。而根据分类,大多数来华工作的外语教师都属于B类人才,也就是外国专业人才,须申请Z字签证(发给申请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人员) 。

但在申请签证之前,外籍工作人员首先需获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通知》,资质齐全后方可入境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同时,在华工作还需要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

由于我国外籍人员工作签证审批有一定门槛,且手续相对复杂,有意来我国务工的外国人便通过学习、商贸甚至旅游签证等短期签证入境。

但中介机构检查外国人持有的签证时,只关注到期时间,而不关注具体签注内容。对快到期的签证,会建议他们找别的签证中介,如果工作签证办不下来,就会建议他们去周边几个国家办理商贸签证。

于靖民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中介机构会提醒这些打算来华非法务工的外国人,有些国家不好办签证,但中国驻部分国家的使领馆相对容易,比如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在涉案中介机构派遣的外教中,去这3个国家办理签证的最多。

记者梳理三被告的供述发现,如果是俄罗斯或乌克兰籍的外教,他们会推荐去俄罗斯境内办理商贸签证,费用比马来西亚便宜。如果想办学习签证,他们会推荐去韩国办理,但费用稍高。对所办理的签证费用,中介公司会负担一半。

与涉案中介合作的签证中介公司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前者负责马来西亚和韩国商贸签证,后者则负责韩国学习签证。

值得关注的是,中介公司还将非法组织入境的外国人引入到自己的幼儿园任教,形成了一条非法外教产业链。

这家幼儿园全称为北京大兴南希双语幼儿园,记者查询天眼查了解到,该幼儿园成立于2004年,法定代表人为周某,也就是北京蓝海云端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周某还是天津南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天眼查未显示该幼儿园股东信息,但相关证人的证词显示,股东另有多人,包括被告之一的刘某娟。

供词显示,北京大兴南希双语幼儿园的总部企业为南希教育集团,在朝阳区永安里的一个写字楼里,有培训班业务,河北固安也有旗下公司。

《等深线》记者从北京市大兴区教委了解到,大兴区刚刚进行的摸底调查显示,大兴南希双语幼儿园具有聘请外教的资质,但是目前园内没有外教。

天眼查还显示,刘某娟是南希企业管理(固安)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公司是固安县南希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后者的法定代表人就是前述余姓台湾人。

记者从北京三中院了解到,ALEX属共犯,目前在境外,公安部门正在侦办。

与北京约30家幼儿园有合作

据刘某霞供述,中介与北京约30家幼儿园有合作关系,共计派遣约80人次外教。

于靖民告诉记者,涉案中介公司派遣外教的地区主要是北京,分布在朝阳、大兴、昌平等区县,且以城乡接合部幼儿园居多。

与中介合作的幼儿园工作人员均在警方询问时称,幼儿园不管外教签证问题,幼儿园与外教之间不签订劳务合同。

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在与中介机构合作的幼儿园中,不乏知名连锁幼教机构,包括红黄蓝等幼儿园。

涉案塞尔维亚籍外教旭日向警方供称,2016年他曾在南希公司的介绍下应聘到了位于回龙观的北京昌平红黄蓝幼儿园工作,工作到2017年3月后,又被南希公司调到海淀区一家名为“Learnroom”(乐融)的幼儿园。2017年8月,旭日从南希公司辞职。

根据供述,旭日在幼儿园务工时,持有的是访问签证。

“我们的外教来源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为主,就看他的英语水平能不能达到教学的水平,我们也有面试。”一位乐融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咨询时介绍称,幼儿园外教都具有工作签证或外专局证件,是合法(务工),同时幼儿园有办学资质,接受教委监管。

值得关注的是,除旭日工作过的一家红黄蓝幼儿园外,红黄蓝旗下十几家幼儿园都接受过涉案中介派遣的外教。

官网显示,目前红黄蓝遍布全国,拥有近1300家亲子园和近500家幼儿园。2017年9月27日,红黄蓝(NYSE:RYB)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案件侦办过程中,北京多家幼儿园与涉案中介对接的人员接受了警方的询问,其中包括红黄蓝教育集团英语教学副总监及某。

及某称,刘某娟所在公司与幼儿园有合作,先后向集团旗下的10余个幼儿园派遣过60余名外教。及某还称:“我们只负责审核派过来的外国人适不适合在幼儿园工作,如果适合就留下来,不适合就更换。”

刘某霞也在供述中称,在外教派遣的微信交流群里,及某也在其中。“我每年大约经手10名外教,总数我记不清。”刘某霞称,经手的外国人包括乌克兰人、多米尼加人、俄罗斯人和古巴人等。

据记者了解,这些国家均不属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不能从事教授英语的外教工作。

2017年底,红黄蓝幼儿园曾因为虐童事件而身处旋涡。就在今年6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幼师虐童事件获北京三中院二审宣判,幼儿园老师刘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获刑1年6个月,并被责令5年内禁止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就在近日,红黄蓝又陷风波。7月23日,媒体披露,红黄蓝青岛万科城幼儿园一名外教因涉嫌猥亵女童被逮捕。

红黄蓝官方显示,该幼儿园为红黄蓝在青岛设立的一家直营园。

红黄蓝方面向媒体的情况说明显示,涉事外教Daniel,为哥伦比亚籍,男,1984年生,为持有正规工作签证外教,园所聘任程序符合法定程序。

据记者了解,与涉案中介合作的还有朝阳区子乐幼儿园和北京艾德维尔双语幼儿园。

赵某供述,2017年,她曾介绍一名塞尔维亚籍女子去朝阳区子乐幼儿园工作,入境时持旅游签证,后到韩国办学习签证继续工作。

朝阳区子乐幼儿园孙姓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开始表示对非法外教一事并不知情,后进一步称,幼儿园在2017年下半年确实使用过外教,但大约到2017年底和2018年初时就停止使用了。

“教委发通知,我们一看(外教)资质不合法,就不再使用了,毕竟我们是合法运营的幼儿园。”该孙姓负责人表示。而就更多和中介合作的细节,他以手头有重要的事为由结束了对话。

朝阳区子乐幼儿园官网显示,该幼儿园曾(正)拥有外教,双语、国际班也是该幼儿园曾对外宣称的特色,幼儿园设有10个班级。

天眼查显示,该幼儿园创办于2014年,是一家在朝阳区民政局登记的民办幼儿园,法定代表人柏某军。

天眼查还显示,柏某军名下有多家教育机构,其中,其和合伙人孙某凤名下还有北京子乐多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朝阳区,前者还担任北京育乐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位于昌平区。

而另一家朝阳区艾德维尔双语幼儿园也是朝阳区教委管辖的民办幼儿园。

据刘某霞供述,2017年6月,她曾将阿尔巴尼亚籍一名外教介绍去北京艾德维尔双语幼儿园工作,外教当时持商务签证入境,签证到期时,刘某霞曾建议他去韩国办理学习签证。

记者从该幼儿园方面了解到,目前该幼儿园有很多外教师资,可以提供全天外教,4岁后具备条件的幼儿可以升入全英文授课班,学费1万元/月。

该幼儿园招生老师介绍称,外教均来自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且持有在华工作许可。

但当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提出能否查看外教资质时,该名老师表示:“不能给家长提供,即便是正式入园后,也不能提供。”

“商贸和学习签证审核的资料较少,中介机构对外国人来华到底干什么,有没有其他不良和违法记录不掌握,这就形成了一种风险,一旦这种外国人进入幼儿园,发生了其他行为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的话,这是防控不住的。”采访中,于靖民向记者表示了担忧。

合规外教在哪里?

“被判的违法中介只是冰山一角,映射了国内大部分外教中介的现状。”在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后,一位从事国际人才引进的业内人士如是向《等深线》记者透露。

官方和非官方的数据显示,我国非法外教数量非常庞大,约有20万到30万人之多,是合规外教的3到5倍左右。

从进入国门,到给幼儿们授课,外教在华工作涉及使领馆、出入境、外专局、教育部门、幼儿园等诸多部门和机构。然而,实际管理中多环节监管缺失,导致“非法务工外教”在中国长期大行其道。

不仅是非法务工,仅近一年来,外教涉毒、外教猥亵儿童等事件也在提示着安全风险,加强外教监管迫在眉睫。

据报道,日前,英孚教育7名外教徐州涉毒,就在7月25日,红黄蓝青岛万科城幼儿园一外教涉嫌猥亵女童被逮捕。

在业内人士看来,刚需和利益驱动,给了不法中介可乘之机。但大量黑外教充斥更本质的原因,是合规外教资源获取有限、招募成本高、国籍间薪酬差异大等。

有分析称,未来几年我国对外教的需求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万人。面对增长如此迅速的市场需求,如何扩大合规资源,缓解供需失衡的矛盾,同时又不让监管失守,相关部门和政策或应给予更多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发现,因部门职权有限、登记管辖问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外教情况并不完全掌握,而即便幼儿园属于教育部门管辖,后者在外教问题上的位置也颇为“尴尬”。

监管多环节存漏洞

“多方监管的空白,导致了本案的发生。而本案所形成的黑外教‘一条龙’产业链,值得多部门反思。”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于靖民日前接受《等深线》记者采访时表示。

7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了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被告是3名中国籍的外教中介人员,她们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外教没有合法入境务工手续,仍非法组织多名外教以短期学习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并介绍到幼儿园任教。

经审理,三人被认定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到2年不等。

采访中,于靖民透露,多个案情细节令其印象深刻:外籍人员合法入境后,中介协助外教通过中国驻其他国家领事馆办理学习签证或者商务签证,使黑外教得以长期逗留国内;黑外教不仅为中介打工,中介还将黑外教引入自家开办的或者其他幼儿园,形成一条龙“产业链”;并且,中介有意识地规避法律,指导外教如何躲避检查。

更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不少外国人入境后并不与引进其入境的中介公司接洽,其在中国的真实行为和行踪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这需要引起出入境管理、教育监管、市场监管、行业监管、幼儿教育机构、家长等各方面的关注。”于靖民说。

他认为,出入境是外籍人员来华的第一关,出入境部门如果能监控到一个外国人频繁办理签证,但又频繁更换签证国家,是否应该有所警觉?监管和调查还是应该有的。

“但确实会有很多外国人频繁出入中国从事商贸活动,二者之间的鉴别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难度。”于靖民坦言。

审理中法院还发现,这些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中,东欧、中美洲等国家的人较多,他们凭着“金发碧眼”似乎在冒充英语国家的人员。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外籍人员入境后,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外教聘用的监管,也存在多处盲区。

幼儿园为属地管理,但教育部门对民办幼儿园外教的情况并不完全掌握。

一般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登记机关是民政部门,而营利性的则在工商部门登记。但无论登记部门是哪里,都需教育部门先颁发办学许可。

但这种登记制度设计,导致了教育部门并不能对所有幼儿园实施监管。

“这所幼儿园和早教机构都超出了朝阳区教委的管辖范畴。”7月24日,记者就一家民办国际幼儿园和早教机构中的外教是否有合法资质咨询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相关人士,其如是表示。

该人士进一步解释称,幼儿园的举办分多种办学性质,政府设立和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幼儿园、幼儿机构不在区教委管辖范围,而记者咨询的两个机构恰好属于此情况。

“如果是教委管辖的幼儿园,教委相关部门是可以查询到外教信息的。”该人士说。而非管辖范围的幼儿园,需要联系其直属管辖部门。此外,外教信息也并不在区教委备案,但非法办学的情况,教委是管的。

然而即便是教委管辖范畴的幼儿园,教育部门也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

北京某区教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家长可以要求幼儿园提供两方面的资质,包括幼儿园聘外教的资质和外教在华工作的资质。如果幼儿园不配合提供查询,家长可以向教委反映,教委再向幼儿园询问。

“如果幼儿园不出示,我们再帮着问一问。”该人士称。

但黑园例外。“如果是黑园,未经教委审批设立的,我们就不管了。”该人士表示,外教资质并不会在教委备案,但是教委会调查幼儿园有无资质。

“办学许可证,这是审查是否可以办园的第一关。问题在于审查项目中,根本不存在该园是否聘用外籍教师这一项,国家对幼儿园聘用外籍教师没有明确规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学前专委会第二届理事长杨志彬向《等深线》记者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主管部门是否主动担责。

幼儿园外教的聘用是动态变化的。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外教的流动性很大。据了解,教育主管部门会对幼儿园聘外教的情况进行调查。

“有要求、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摸底调查。所以,去年的情况我们就不掌握。”上述某区教委人士表示。

记者还了解到,外教资质并不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检查的内容,涉及教师的必检项目是在园中国籍教师是否有教师资格证。“如果检查时现场有外教,我们也会查。”上述某区教委人士称。

但她也同时坦言,教育部门并没有职权对外教的资质进行管理,而是由外事部门和公安部门统一管理。“我们要是查询他们的资质,也是和家长一样的。”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外教的管理和备案,主要由区教委的外事部门负责,市教委会对幼儿园进行抽查,但是否会抽查外教的资质,相关人士表示“不便透露太多”。

“外教监管的问题是个黑洞,应该通过此案,各部门明确外教监管中的各自职责,主动担责。”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学前专委会第二届理事长杨志彬向记者表示,非法务工的外教有很多,应该严肃地加以整顿和规范。

他认为,学前教育是厚植立德树人的基础,请什么样的人做老师,是非常重要的。老师的举止言谈甚至是一颦一笑都会给孩子播下种子,所以要严格地对外教进行管理和规范。

对外教的监管,杨志彬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不管是哪个属性的幼儿园,都要通过外专局聘任,非法中介应该被取缔,不能让这样的中介干扰我国对外国人才的师资派遣;第二,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教委应该对外教的使用承担监督审查职能;第三,应该强调法人负责制,一旦检查出外教不具有合法资质,法人应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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